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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彩丹青一甲子——北京画院六十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
发布时间:2017-05-15 来源: 北京画院 作者:云庐艺社
  

北京画院60年 如何表明我存在意义?

十年前,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一起过了50岁生日,用一场名为“时代华章”的展览回溯了中国的50年画院史。

十年之后,一个甲子。上海中国画院本着“过虚不过实”的中国传统在2016年庆祝了她的60岁;而今天,2017年5月14日,则是北京画院整整60周年的生日,没有特殊的庆祝和仪式,只以一场“华彩丹青-甲子”来向历史致敬。

只要谈及历史,北京画院人都会骄傲的提及一个名字——周总理。60年前,周总理亲自主持了画院的创建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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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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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合影

“前几天,叶恭绰先生给我信,叫我题词,还要讲话,我很紧张。我拟了一个稿,不过它还须斟酌。特别声明,它是可以修改的。你们是主人,当你们不同意时,我岂不成强加于人了?”

这是1957年5月14日,周总理在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风趣、幽默,引发阵阵笑声和掌声,却也不失严肃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提出‘北京国画院’应该叫‘北京中国画院’,这是我的意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仅是一个提案,如你们不同意,我就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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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大会

“北京中国画院”的名字也就是这么就确定了。那一年,王明明才5岁,开始学画。今年,他65岁,进入北京画院40年,行政工作30年,担任院长18年。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跟画院的命运是链接在一起的。


“我的艺术生命跟画院的发展历史,是连在一起并行的”


得益于父亲的理念:“学艺术就要拜大家。” 王明明从6岁开始就被带着去见陈半丁、李苦禅、马晋……他孩童时期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马晋家里挂了很多风筝;再到后来见吴作人,文革时候去见刘凌仓、蒋兆和、周思聪、卢沉、姚有多、启功……王明明从小到大的在学画过程中拜见过的老师,就几乎是北京画院早期的主要艺术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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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陈半丁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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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与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亲切交谈

▲1957年在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亲切握手

跟画院创建的命运很巧合,王明明的艺术生涯也并不是从正统的美院教育而来。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中央工艺美院,只不过他并不满意工艺美院给他分配的系科。老师周思聪推荐他进入画院,王明明欣然前往。于是,半年之后,他以工人业余作者的身份进入北京画院。

“很多人都问过我,说你没上美术学院后悔不后悔?我说我是特别幸运的。”王明明回忆,即使在80年、81年美院招收研究生,卢沉、姚有多等先生也都问他是否要考美院,但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加适合北京画院,适合这样一所有着中国画历史传承和底蕴的创作机构。

从26岁开始至今,从最早的艺术创作者到后来的艺术史主任,再到副院长、院长,王明明将自己半生的心血都倾注于这里,大到画院的未来和格局,小到院子里的一株草、一只鸟和一间房子里台面上要摆什么样的石头。所以很多人都说,北京画院的内敛和内涵,很像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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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王明明陪同朱鎔基同志在全国政协礼堂观看北京画院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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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王明明陪同李瑞环同志在中国美术馆观看“大匠之门—北京画院作品展”

除了北京画院院长的身份,王明明在北京文化届还有很多个身份:三届市人大代表、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美协主席……只不过这年来,他始终坚持,最重要的也是绝对不可以丢的工作阵地还是北京画院,“要念经还是得北京画院这座庙”。

不同的社会职务也对王明明的眼界和格局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他总是喜欢在文化大格局中思考北京画院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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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院六十年


我们存在的理由只有用成绩来向社会表明我存在的意义



那么,北京画院作为建立最早又是最为典型的画院,如何面对当下?这可能是一个最俗不可耐却又最实在的话题。

这次60周年纪念,北京画院并没有大型庆祝活动,而是将着眼点落在了两点:画院收藏的艺术经典和艺术大家。对于馆内8000件收藏进行全面梳理,并甄选出自宋至当代的收藏200件,倾全部美术馆展厅进行展示,算是对北京画院60年收藏、创作和研究的所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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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展的“华彩丹青一甲子——北京画院六十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四层展厅全部利用,呈现北京画院自宋至当代的收藏精品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没有选择在世艺术家进入展览。

王明明说,之所以“厚古薄今”,那是因为他觉得今人在今天依然还有话语权,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历史和经典,才是当下纪念的意义所在。

毫无疑问,北京画院60年纪念,又一次掀起了关于“画院”存在意义的讨论。十多年来,对于画院的诟病甚至“取消画院”的声音就没有间断过,媒体也称画院变成了“蒙尘的金字招牌”。

对于社会中的质疑,王明明并不回避:“我们不能抵制这样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是合法的。而这更让我们去深思:我们存在的理由只有用成绩来向社会表明我存在的意义。”

“创作、研究、教学”,这是60年前周总理给北京画院明确的任务,用当下的话来说,这是初心。用一个展览回顾60年的创作、研究、教学,显然无法面面俱到,无论是几十年来聚集的艺术大家,还是2000以来建立美术馆、进行20世纪美术大家研究,再到成立齐白石国际研究中心和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凝聚的大批美术史家和每项研究之中的出版物,以及画院作为教学机构持续培养的艺术创作者。北京画院的确无法用文字去向社会表述他的“成绩”,那么是否有存在的意义,显然,业界自有公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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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 《人民与总理》中国画

北京画院十几年来在解决的问题,正是社会中近些年来对画院诟病和质疑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因为眼界和格局的变化,王明明早就看清楚了老体制里的弊病和顽疾。对北京画院的老体制进行改革是北京画院发展的重中之重:“人浮于事,管理混乱,梳理体制内的顽疾。通过社会竞聘上岗,慢慢把画院变成一个专业化并年轻的人才队伍。” 这是王明明带着他的队伍,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非常艰难的事情,如今看来,这是有效的。


“从人才的引进来说,北京画院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北京画院十几年前遇到的问题,也正是当下诸多省市级画院面临的问题。画院的根本属性是公益性,强调的是对当地美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对当地美术历史传承有所研究。至少,画院对当地美术的发展和创作应该起到领军作用。

而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王明明举例说:例如一个市级画院编制有20个人,那么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配备的问题:书记、会计、人事、办公室……除却行政编制之外,可能画家也就10来个人,可能其中还包括有的画院松于管理,任由画家到处走穴,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监督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一点来看,总结北京画院的成果,或许能够给同行带来些许启示。

那么北京画院的这些年来进行的是怎样的尝试呢?王明明重点提及的是人才引进机制。

通过社会招聘,竞聘上岗,画家平均年龄45岁,理论研究者平均年龄40岁左右,行政人员在35岁至40岁之间,这是北京画院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控制行政编制,宁愿空缺也不能超编,加大引进研究和策划人才。

对于美术这个特殊的领域来说,资历越老的画家似乎更具有知名度,似乎也是诸多画院争夺的稀缺资源,但是北京画院自2001年之后引进的画家都在45岁以下。“我觉得北京画院应该塑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而不是严重老龄化的画院。”王明明介绍说,尤其注重不同学历背景和在业界具有不同影响力的人才,这样在今后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画院画家队伍才更具有创造力。

就如近期北京画院刚刚举办的“求古寻论——李凤龙中国画展”,艺术家李凤龙就是这类人才的典型代表,他并没有正统的大学学历,却是一个纯粹的对青铜器、专科、碑帖、汉铜印、潇湘印等中国传统研究的艺术家,有的研究甚至失传已久。而当这样的艺术家将他的研究成果展示在观众面前时,才是有意义甚至是感人的。

“我觉得聚集了这样的一群人,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王明明说,强调在中国画本源内的研究是北京画院的一大特色,所以北京画院依然坚持以中国画为中心,寻找稀缺人才,尤其是具有文化传承、在创作中有特殊造诣的艺术家;他开玩笑说其他方面的人才计划要“施行计划生育”,而且一般情况下,市场能够养活的画家,画院也不是必须要引入。

研究人才亦是如此,就如画院的副院长、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就是70后,已经在画院工作十几年,年轻的人才队伍为画院提供的是活力和动力,“从人才的引进来说北京画院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后记:王明明还有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很多单位领导要退休了,最头疼的就是机构的未来和接班人的问题,这点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给画院找好了年轻化、合理化、专业化的年轻领导班子,他们会比我干的更好。这十几年的基础工作就是为了今天的团队。”一直以来,永远在忙碌中的王明明很少有这样的感性和畅聊,他说自己经历了北京画院的60年,要把画院交给下一个60年,自己的使命就基本完成了。第61年的北京画院,这条大船的方向依然是明确的。